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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意见认为，主席应与全国人大议长合二为一，甚至赋予国家主席以全国人大的解散权。

[18][日]南博方着，杨建顺译：《行政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2.热爱公安工作，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能够适应弹性工作制的上班时间要求的基本条件外，还要求男性，具有大专以上文化、身高1.68米以上、身体健康，有治安联防与相关工作经历、退转军人、驾龄3年以上B证驾驶员、具备一定文字功底者，条件可适当放宽。

[11]特雷弗也认为，作为动词的police可以理解为广泛的社会控制活动，所以警务既可以由警察机构的警察承担，也可以由警察以外的人如家长、教师以及整个社会的人承担。警察与社区关系的过于密切，也导致了警察的腐败和对陌生人的歧视。如果是单独执法的话，那就是知法犯法、无法可依，应该取消辅警这种假警察。传统理论认为公务员应该只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参见章志远：《我国私人参与履行警察任务法制的现状与课题》，载《河南财政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在我国，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解放前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都没有深入到基层，自1949年以来也未严格限制私人参与警察任务的执行。（一）理论突破点：作用法上的警察 杨建顺教授认为，可以从学术和实定法两个角度来理解警察，实定法上的警察是一国警察法所规定的警察组织和警察人员，也被称为形式意义上的警察。这种惨淡的现状让公民受教育权和宪法很尴尬，连宪法上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社会，要建设宪政国家，构建法治社会，其道路何其漫长。

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救济是教育行政化的结果，并不具有制度上的科学性，况且我国的行政救济普遍存在问题，因此笔者在此仅讨论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教育法》第9条第2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三）完善教育公平制度 教育公平是公民受教育权的内在要求，是宪法平等保护原则的体现。如果按照三口之家计算，农村平均水平的家庭全部收入远远不够一个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

德国《魏玛宪法》第145条规定：‘国民小学及完成学校之授课及教育用品，完全免费。我国在对公民受教育权的立法上，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

中国的教育评估制度要走出现有的困境，应在制度上反思，从制度上寻求突破。在我国，公民受教育权作为一个宪法权利却得不到救济，这个问题并不特别。参见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实例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218页。[9]作为宪法层面上的受教育权，其义务对象是国家，而有关权利的理论证明，国家的权力是权利的最大威胁。

我国现有对受教育权救济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救济，二是司法诉讼，两者各有特点，但又各有缺陷。其实，这种方法的依据与问题本身的依据是一致的，即不同地区教育水平有差异。当前国际上有关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运行状态是成文法日益占据主要地位。理论上，宪法意义上的公民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基础是作为义务主体的国家的积极支持和保护，这便构成了一种法律上的悖论。

在高考中，在同样的情况下，相同的考试分数往往因为不同省份的生源而得不到同等对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育部把全国统考改为省自主命题。这种僵化的体制严重钳制了思维，使教育的水平上不了档次，受教育者没有认同感，以至于读书无用论的泛滥。

从现实意义上看，教育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3．教育公平缺失 公民受教育权作为一个宪法层面的权利，公平原则是核心。

在这种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现状，用‘凋敝这个词语一点都不夸张……农村教育的基本办学条件得不到保障，教师工资被拖欠，优秀教师严重流失。2006年6月29日，新《义务教育法》出台，新的《义务教育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但是在第四十四条中又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实质是变相肯定了教材费、作业本费和寄宿费等费用的合法性。建立新的教育质量评估机制，要注重借鉴先进经验，将评估的行政化逐渐转为社会化。如何衡量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严格地讲，我国古代的教育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国家投入的力度不够，教育的定位失当，直到十九世纪末，教育还没有固定在制度化的学校系统之中。笔者以为，这种衡量标准显然扭曲了教育的本质，学校本来是一种社会的组织。

针对现行教育经费预算的随意性，有两种途径能予以解决，一是在《预算法》中直接规定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幅度，允许教育经费在此比例中波动。所谓认证制度，是指通过得到社会、学校和政府认可的社会中介组织，根据恰当合适的标准对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进行评估的一种制度。

现有的国际教育质量评估已经逐渐从行政性评估转型社会化评估，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的认证制度。[13]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柏林大学之父费希特（Fichte）认为，国家使人民皆可凭其工作而生存，则教育是达成此目的所不可或缺的制度，故人民应拥有（受）教育权。（三）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现存问题的原因 1．物质基础薄弱 公民受教育权作为一种受益权和社会权，需要国家的积极支持，而国家的积极作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物质条件基础之上。

第二，有关公民宪法权利判决的彻底执行。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学校三方的积极性，发挥评估中介机构的优势。在实务中，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废除，宪法司法化有被雪藏的危险。教育的乱收费、高收费，缺乏必要的听证程序，游离于政策法律之外。

国家对公民受教育权的认识，前文已作论述，是怀有顾忌的。[5]肖蔚云、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遏制招生腐败需要做到两点，一是要使招生更加透明，减少腐败的可能，因此要完善招生制度，尤其是招生的程序制度。从政府教育经费预算的实际执行到教育经费的实际用途，再到教育经费支出的程序审查，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严格的审查程序。

而在2005年，世界的平均比例为4.59%，美国达到5.92%。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法治建设，但基本上是以民主法治建设为主，对民生法治没有足够重视。

分数伴随了教育的始终，衡量学习的标准也是分数。无论是教育的硬件设施，还是教师配置，农村都落后于城市，而且其差距有不断拉大的趋势。我国当前的教育公平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身份不平等，包括户籍问题，学校设置问题。[18]我国2006年的投入比例仅为3.01%。

二是农村享受的教育资源与城市的差距较大。[16]胡卫、张继玺主编：《新观察：中国教育热点透视（2004—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第3—6页。

民生法治与民主法治一起构成了法治的整体，民生法治文化也是宪法文化的重要方面。就潜意识而言，社会对公民受教育权是支持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总是会呈现一个人的战役，一群人的唏嘘的局面，零星的舆论支援和象征性的作秀式捐助让公民受教育权处境尴尬。

其主要特点是评估主体职业化、评估目的服务化和评估过程持续化。二是要改变教育体制行政化，建立一个新的适宜教育发展的体制，彻底铲除滋生腐败的环境。